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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5月10日，“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一场比赛在镇江市体育会展中心体育场打响，对阵双方为镇江队与扬州队。起初大概谁也没有料到，这个由江苏省体育局与各设区市政府联合主办的省级赛事，竟然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成为全国性的社会现象、文化事件，网民则戏称其为“苏超”。一时之间，场外人潮涌动，单场上座数万人，文旅市场火爆……诸如此类的现象，使得“苏超”的热度迅即上升。至于其中缘故何在？若就江苏地域历史文化进行分析，则引爆这场江苏省乃至周边市县（尤其安徽）全民“狂欢”的深层原因，可能不是非职业化的竞技水平，而是江苏十三个设区市之间以“散装”闻名的竞合意识。

　　“江苏、安徽二省都是既跨有长江南北、又跨有淮河南北的不符合自然、经济和文化区域的区划，这是把君主专制制度发展到顶峰的明太祖朱元璋搞出来的。他以他称帝以前经营了十多年的根据地南京和他的家乡凤阳这两个点为中心，划了周围很大一个区域，凡这个区域内的府州县，都直隶于中央政府，就把这个区域称为‘直隶’。到了他的儿子成祖朱棣时代，迁都北京，才改称‘南直隶’，区划不变。”①这样的“直隶（南直隶）”，不仅幅员广大，而且首次完成高层政区的越淮、跨江。其本身不仅有意违背“山川形便”原则，而且属下的府级政区同样“犬牙交错”，如应天府（治今江苏南京市）跨越长江南北，凤阳府（治今安徽凤阳县）据有淮河两岸。至于这样做的缘故，一言以蔽之，在于加强中央集权，所以朱元璋将首都（后来的留都）、帝乡（凤阳）、经济重地（太湖流域）都置于中央政府的“直隶”之下。

　　及至明清改朝换代，“南直隶”“应天府”都不能称了，所以顺治二年（1645年）分别改名“江南省”“江宁府”。到清朝康熙六年（1667年），为了防范江南省因富甲天下而出现“尾大不掉”的隐忧，又决意分割江南省。然而分割江南省的最终方案，并未选择顺着长江与淮河这两条天然分界线进行“横切”，因为如果这样划分，就会造出一个过于富庶的江南省和一个相对贫瘠的江淮省或淮南省（淮北部分，可就近并入山东省、河南省），不符合统治者的平衡之术。所以，清廷采取了“肥瘦搭配”的“纵切”方案，取江宁府、苏州府首字，拼成了东面的“江苏”，取安庆府、徽州府首字，拼成了西面的“安徽”。这使得江苏、安徽两省从建置之始，就带有明显的“拼装”性质，即将语言、饮食、风俗颇多不同的江南、江淮、淮北三大地域，纳入一省之内。

　　行政区划的主观意志与文化分区的客观现实，在苏、皖两省形成了错位。以江苏来说，若以“感觉”为标尺，一幅与政区地图迥异的“文化地图”便跃然纸上。这里至少存在五大文化板块：以南京、镇江为象征的金陵文化区，龙盘虎踞，南北贯通，城市性格大气、包容，市民心态“多大事啊”，而其背后，是刘禹锡“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辛弃疾“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所咏叹的历史变迁与人事沧桑；以苏州、无锡、常州为核心的吴文化区，作为典型的江南水乡，“人家尽枕河”“水港小桥多”，听昆曲评弹，品苏锡甜食，文化气质聪颖灵慧、细腻柔和而又视野开阔、富于创新，一派张继笔下“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的情味隽永；以扬州、泰州为代表的维扬文化区，既清新优雅，又豪迈俊秀，盐商文化与盐民辛劳交织，文人烟水与市民烟火互映，说风流有杜牧描绘的“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论风光有刘万春写实的“千家井灶孤城合，万里帆樯一水回”；以徐州、淮安、宿迁为中心的楚汉文化区，崇尚英雄主义，民风刚勇恢弘，这正如项羽的“力拔山兮气盖世”、刘邦的“大风起兮云飞扬”；以南通、盐城、连云港为范围的海洋文化区，则活力四射，充满开放意识，于是南通成为“中国近代第一城”，盐城成为“黄海明珠，湿地之城”，连云港成为“东方桥头堡”。质而言之，江苏文化的这五大板块，不仅是文化地理概念，更已成为深入骨髓的身份感知。②

　　进而论之，地域范围不过10万余平方千米的江苏，在这五大文化板块之下，还有“十三太保”的说法，这更凸显了江苏地域文化的“马赛克”拼装特征。其实这样的特征，并非始于当代。从清朝雍正十一年（1733年）直到清末，江苏统县政区的“八府三州”格局，即江宁（今南京市）、苏州、松江（今上海市）、常州、镇江、淮安、扬州、徐州八府，海州（今连云港市）、通州（今南通市）、太仓州，延续了近180年。府城作为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文化辐射力极强，能通过官僚体系、商业往来、科举考试、人员流动等途径，深刻塑造辖区内的文化认同。考生要到府城赶考，商人要去府城贸易，地方精英要在府城社交，久而久之，府城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乃至饮食好尚，就会成为整个辖区的标杆。换言之，江苏“十三太保”中的南京、苏州、常州、镇江、淮安、扬州、徐州、连云港、南通九市，都可谓“历史记忆”顽强、悠久的“老太保”；而1983年市管县新体制实行以来，新晋的省辖市（今称设区市）盐城（1983年）、无锡（1983年）、宿迁（1996年）、泰州（1996年），在文化的独特性越来越被强调、身份的彰显度越来越受重视的宏观背景下，也纷纷进阶为虽然相对年轻、但更在意形象的“新太保”。

　　“苏超”一词，本身就是一种充满智慧的“僭越”，在概念上就将省级业余赛事拔高到了“最高级别”的高度。这是民间自发创造并广泛传播的词汇，可谓一种新的赋权。我们知道，在概念史的视野中，一个新概念的诞生与流行，往往能重新定义事物的本质，引导集体的行动方向。“苏超”正是如此。它通过一种轻松解构的方式，强力预设赛事的“内部超级对抗”基调。概念一出，赛事的性质便从“省级体育交流活动”，不可逆地转变为“十三太保的内部对决”“全国关注的顶级赛事”。紧接着，“比赛第一，友谊第十四”“没有假球，全是世仇”的口号，以极度戏谑且又开诚布公的方式，向所有人宣告：我们就是来“内斗”的！这些“接头暗号”，精准地释放积蓄已久的地域竞争情绪，将平日里可能引发不快的地域摩擦，升华为一种被允许的、自带乐趣的赛场宣言。它巧妙地解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传统体育口号，用一种极富创造力的方式，为潜在的冲突提供安全出口。

　　更有趣的是各种“德比”的命名，已然是对地方文化和集体记忆的“活化利用”。地名不仅是大地的身份证，也是承载历史记忆、乡土情结、文化认同等的容器。球迷们以及众多媒体创造的各种“德比”名称，并非简单的绰号，而是对“文化地名”的创造与应用。“楚汉德比”，将徐州与宿迁的比赛，瞬间拉回到两千多年前汉王刘邦与西楚霸王项羽的史诗对决。球场不再是物理空间，而成为一个流动的文化场域。又如“沿江德比”，精准地抓住江苏内部最核心的经济与文化分野——沿江八市的内部竞争，这又可以细分为“苏宁之争”（南京与苏州的省内龙头之争）、“苏锡常德比”（吴文化核心区的内部较量）、“南哥之争”（南京与南通戏谑地争夺省内“南”字头城市的头把交椅）。每一个命名都相当到位地触及某个历史、经济或文化神经。这些民间创造的概念，将沉睡的历史故事、纷乱的地理格局、比拼的物产风景，重新激活、系统梳理、一较高下，并赋予其现代的、可参与的、充满娱乐性的意义。于是一场场的比赛，就这样从单纯的体育竞技，变身为文化叙事的公开展演，人人也都成为这场带有历史感、荣誉感、地域性、归属性的现代大戏的编剧与观众。

　　1938年，荷兰语言学家、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完成了他的代表作《游戏的人》，他在书中指出：“游戏是这样一种行为，它在时空的界限之内，以某种可见的秩序，按照自由接受的规则进行，并且在必需品或物质实用的范围之外。游戏的基调是狂喜与热情。并且是与那种场景相协调的神圣或喜庆式的。一种兴奋和紧张的感觉伴随着行动，随之而来的是欢乐与轻松。”③现代社会的实际情况则是，“游戏场”的时空界限已经不再封闭，而是与“游戏场”外的社会时空相互渗透、彼此交融，于是在“游戏场”的内与外，日常社会中潜在的地域摩擦、经济攀比，就被转化为仪式化的“游戏性冲突”。

　　即言“苏超”，无论是苏南的“老板”还是苏北的“老铁”，都卸下现实身份，化身为纯粹的球迷，长期存在的刻板印象，被允许以无伤大雅的娱乐形式公开“展演”。例如，徐州球迷可以理直气壮地高喊楚汉雄风，暗讽他人的“文弱”；苏州球迷可以骄傲地展示自己的精致典雅，调侃他人的“粗犷”；南京球迷可以坦然接受并玩味自己的“徽京”身份；常州最绝，哪怕从“常州”到“吊州”到“巾州”到“丨州”，最后归为“州”乃至“川”，依然乐呵呵地“自嗨”，收获的则是教科书式的城市营销。而这一切，不仅不会导致真正的敌意，反而成就一场所有人都能乐在其中的大型文化角色扮演游戏，成为一个释放社会心理压力的“减压阀”。

　　当所有城市的球迷都能心照不宣地使用“友谊第十四”“全是世仇”互相调侃时，当他们都能瞬间理解“楚汉德比”历史典故的现代意义时，当他们既“嫉妒”又“开心”苏锡常经济总量高企与“苏超”战绩低迷的反差，从而津津乐道“太湖三傻”（本指太湖中的三种水产白鱼、白虾、银鱼，因其易被捕获的特性，故被渔民称为“太湖三傻”）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共享一种文化语境和集体幽默。他们的“争吵”与“玩梗”，恰恰因为他们共享着可以争吵的资源与自信；他们的“互黑”与“互怼”，恰恰因为他们明白彼此的“黑点”与“怼点”在何处。对立越鲜明，对抗越激烈，那种“我们在一起玩这个游戏”的归属感就越强劲。这种共享的体验，实质上是对内部差异的集体展演与友好协商，本身就构成一种更高层次的文化认同。